在清廷入关之后，满族人口，八旗的各户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，但却引发了一糸列社会经济问题，因为八旗是一个耕战结合，军民政一体的制度，旗兵的武器、盔甲、马匹还有自己的包衣和跟役的装备费用，都是由自己来承担，而八旗各户的土地都在关外，在关内可沒有土地，也就无法进行耕作，别说打仗，连生计也都难以维持，总不能是种地在关外，打仗在关內。

因此为了解决八旗民众的生计问题，安置满族闲散人口，多尔衮于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九月颁布了“圈地令”，在北京附近的地区进行圈地。

“圈地令”在表面上是冠冕堂皇，要求八旗各户圈占的是战争留下的无主空地，然而，实际上被圈占的，都是有人耕种的良田沃土。而到了当年十二月，北京附近的土地几乎都被八旗各户圈占完了。结果致使北京附近的大批农民无所依傍、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，绝大部份农民为了生计，只好被直接转化为八旗各户的包衣。

而一些汉族百姓为了保障自己的土地被圈之后，不置于无力生存，只好主动将自己的土地投充到八旗各户名下，为八旗权贵们耕地服役，以保障自己有地可种，能够维持生计，这种行为被称为“带地投充”。

但很快“带地投充”的性质就变了，为了在圈地的范围以外掠夺土地，八旗各户又强迫有土地又不属于圈地范围的百姓“带地投充”，再次侵占了大量土地。而且按八旗制度，包衣是没有人生自由的，主人对自已的包衣可以随意的买卖，惩罚、甚至是打杀。因此也造成了投充的包衣大量逃亡。而包衣逃亡了，圈来的地也就沒人耕种了，因此还是解决不了问题。

而且到了现在，满族贵权几乎己经全部都入关了，北京附近的土地己经全部都被圈完了，但绝大多数的满族权贵还不满足，因此要求扩大圈地范围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

同时由于这次南征，满八旗的伤亡极大，各旗都需要补充，甚致还有人提出，扩编八旗的决定，理由是现在南明已经坐稳了南方，未来还有不少征战，因此以现在的八旗目前三百零九个牛录的规模，肯定是不够的，因此有人建议，将满八旗扩大为五到六百个牛录的规模，而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应该相应扩大，以保证足够的兵力来源。

但扩旗势必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，如扩大到多少，而各旗又当如何分配扩充的牛录，新的牛录来源，还有扩旗之后的圈地规模还要进一步扩大。

另一方面，清军进入北京之后，北方的汉族世家大族、士大夫等人有大半都选择投靠清廷。而清廷为了维护自己在关內的统制，也不得不启用汉族官员，毕竟这批人在治理地方，处理政务方面比满人都强得多。这一来也造成了大量的汉族官员进入清廷，也引起了不少八旗权贵的紧张，因此在朝廷里要求禁止启用汉官，或是只启用关外的汉族人为官。同时还要求所有汉族人全都薙发梳辫，改习满族风俗。

而汉族官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并且在新朝廷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，不仅要求清廷尊孔崇孟，作为朝廷正统，反对剃发，而且还拼命鼓吹满汉一体，对满汉各族应当一视同仁等等。

现在多尔衮是清廷实际上的统制者，这么多事情自然也都要事事过问，劳心费力，因此也希望洪承畴能够帮自己分担一些军务。让自己能够多抽时间，来处理政务。多铎、阿济格等人虽然都能征惯战，但都只是一勇之夫，缺乏大局应变之力，在这方面洪承畴显然要善长得多，另外洪承畴是汉臣，不可能借机独揽军权，让他来处理军务，自己也能放心。

因此洪承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被多尔衮招回北京的。

进宫参见了多尓衮之后，多尔衮才道：“洪卿，上一次把你罢职，实在是因为形势所迫，我也是不得己而为之，还请你能够体谅一二。”

洪承畴忙道：“那里，都是微臣无能，不但帮不了豫郡王，进取江南之地，反而损兵折将，挫我大清的锐气，辱摄政王之声威，实在是罪有应得，又岂敢怪怨摄政王。”

多尔衮摇了摇头，道：“老洪啊，场面说就不用多说了，我这次招你回来，不用说你也该淸楚，就是为了收取江南，平定天下的事情，你有什么好建议吗？听说这一个月以来，你都是在家里看书钓鱼，总不该是这么胡乱的混了一个月。”

洪承畴笑道：“臣岂敢不以国事为重，平南大计，臣早己想好，只要摄政王能依此而行，快则三年，迟则五年，必可进取江南之地，统一天下。”说着从袖子里取出了一本册子，双手举过头顶。

多尔衮只是说了一句：“需要三年吗？”然后伸手接过了册子，打开观看。